《三十四周年慶特別報導》
我要勇敢活下去
受髓者林映彤
(本文出自慈濟月刊 402 期)

【骨髓相見歡】


《骨髓移植一年後》

致予我的再生恩人


◎撰文/李委煌


無法親臨這次相見歡活動,心中實在感到遺憾,但我可以想像得到,現場景況會是多麼溫馨感人……

警察叔叔,感恩您把我從絕境裏救度出來!請讓我以最誠懇的心與滿懷感恩之意,向您表達我重獲生命的喜悅。

但願未來有相見的一天,我會一直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哦!


──林映彤


「致予我此生中的再生恩人!」一張自製的感恩卡片,透過澳洲分會的慈濟志工越洋捎來;四張相片,記錄了林映彤發病前的燦爛、加護病房裏的治療、骨髓移植後的臃腫與休養後的恢復;四個畫面,彷彿四個世界。

除了感恩卡片外,林映彤也附帶一份禮物,那是她親手摺製的紙蓮。「約有五、六層蓮花瓣喲!」對林映彤來說,摺朵紙蓮,是她表達最具感恩之意的禮物。

「發病後一路走來,心中很是感慨著生命的無常。存在的一切,都是在生、老、病、死中掙扎,也從成、住、壞、空中度過……」儘管如此,林映彤卻感恩自己的病況,讓她走過磨鍊與挫折,「無論走到哪兒,總會有一雙雙溫暖的手、一顆顆關懷的心,助我度過難關。」

化療後的脫髮與移植後的虛弱,依舊沒有遮掩住林映彤爽朗與樂觀的性格。她知道,現在存活著的「色身」,是十方大眾為她拚命得來的,所以她格外珍惜這分難得的福緣!

從馬來西亞遠赴澳洲進行骨髓移植兩年多來,林映彤還未曾回過故鄉。她說,當然好想回家哦!但身體尚未完全復原,而且仍需後續的治療,所以她也無法來台灣,只能在心中默默祝福捐髓給她的「警察叔叔」──李榮華。

「雖然我們未曾見過,但此時此刻我身上流的血液,卻是您給予的!」林映彤說,她好想當面向李榮華致謝,她相信,世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讓她有重生的機會了。

知道林映彤不便前來台灣,李榮華依舊出席相見歡活動,親自領受林映彤再度捎來的祝福信與禮物──一隻無尾熊玩偶。

身為「人民保母」的李榮華,當初決定捐髓救人時,曾遭到太太的強烈反對,但當太太發現李榮華開始吃鐵劑補血,知道拗不過他的堅持,也只好默許了。李榮華說:「當我捐髓後返回高雄,太太及兒女都來機場獻花迎接我,孩子們還說我是『救人的偉大爸爸』。」


《寫於骨髓移植前》

迎向生命的未知


◎撰文/林映彤(馬來西亞)


骨髓移植的日子近了,三年多來的尋尋覓覓,許多的挫折及阻礙是無法訴說的;腦海裏經常反覆思考──還要支撐下去嗎?還是放棄吧!在心中苦不堪言!

但也因為病,讓我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溫情;雖不知骨髓移植成功的機率有多少?但最起碼,我努力嘗試做出最後的挑戰。

──林映彤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因身體非常不適到診所就醫。醫師很詳細地為我做全身檢查,並希望我明天帶父母一起來聽檢驗報告。

由於父親遠在木山營內工作,隔天只能由母親陪我到診所。醫師對母親說,我體內的血液很不平衡,白血球數比常人高出百倍,紅血球數又下降很多;於是,寫了一封介紹信,請母親帶我去大醫院作進一步檢查。


籠罩一片陰影


回家後,母親要我立即捎封便條,請人帶去營內。當晚父親便漏夜趕回來,半夜時分,父親走進臥房對我說:「不要怕,爸爸已經回來了,明天爸爸帶妳去醫院。」

聽到這番話,又看見母親紅腫的雙眼,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滋味。爾後,父母在隔壁臥室裏喁喁細語,還隱約聽到母親的哭泣聲,我的眼淚也不自覺地流下,整夜未眠。

隔天早上,父母與姑姑陪我到中央醫院。醫師很仔細地問明整個發病狀況並為我做全身檢查,半個多小時後,醫師叫我出去等候,只留下父親詳細深談。

許久,我遠遠望見父親從診療室出來,雙眼淚水直流,母親與姑姑趨前盤問。接著,便看見母親和姑姑躲在角落哭泣,父親反過來勸慰她們。

整個過程,站在遠處的我看得一清二楚,頓時悲從中來,就站在那兒痛哭起來,不理會旁人異樣的眼光。

家人看見後,急忙收拾淚水,跑過來安慰我說:「沒事的,別哭了!」我問到底醫師說些什麼?父親卻說沒啥大病,只需要留在醫院觀察幾天。

住院兩個星期,許多親朋好友都來探望我,在此同時,家人也積極安排我到醫療設備較好的吉隆坡政府中央醫院接受治療。

據醫師估計,醫療費要好幾萬元馬幣,這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天文數字!家裏的收入僅足以維持家計,並無剩餘的錢讓我醫病。因此,家人一方面聯絡政府福利部申請補助金,一方面提早為我張羅從東馬到西馬的便宜機票。

此事經報館披露,造成蠻大的回響,幾乎全東馬的人都知道,捐款如雨雪紛飛而來;這分雪中送炭的恩情,讓我深深感激。


化療苦不堪言


在那半個月裏,一切都很迅速地進行。從沒出過遠門的我們,來到人地生疏的首都,幸好有家鄉的朋友幫忙聯繫,而獲得妥善的照應;例如有慈濟志工前來接機、帶我們去醫院掛號、幫我們在醫院附近找房子等。

住院初期,每星期要抽兩、三次血化驗;之後,每半年要做一次骨髓化驗。抽骨髓時雖已打了麻醉針,但痛楚卻無法消除,整個人汗流淋漓、不停地發抖,必須幾個人壓住以防止身體抖動。做完後一定要平躺五、六個小時不能亂動。

那時的我幾乎毫無食欲,但看見母親辛苦為我煮的飯菜,只好勉強嚥下一些,而母親就吃我剩的。

那段時期,我的性情轉變很大,變得沈默寡言,有時還會無故發脾氣,給父母臉色看,甚至不想與他們交談、不願見到他們;尤其對父親的態度更是冷淡,且惡言頂撞,但這一切父母都容忍了下來。

原本身體就瘦弱的父母,經此操勞更顯得瘦削,臉色不但憔悴也增添幾層皺紋,頭髮也蒼白了許多。看在我眼裏,真是百般心疼。

住院一個月後,醫師嘗試以打針化療的方式為我治療,但這種藥物十分昂貴,一瓶約馬幣一百八十元(約台幣一千五百元),藥性很強,且並非每位病患都適合使用。剛使用這種藥時,身體非常不適──內熱外寒、發抖、頭痛又發高燒。

原本一星期打三次,但經抽血檢驗,病情還是無法完全控制,醫師遂增加劑量到一星期打五次,並要我自己學習打針,以方便日後的生活。

我曾向醫師要求是否可以不打針,只吃藥。醫師耐心地解釋說,吃藥只是短期性的控制,白血球還是會升高,而打針可以延長生存的機會;幸運的話,還可殺滅癌細胞、恢復健康。當然,最根本的方法是移植骨髓換得重生。


尋求骨髓配對


我知道骨髓移植並不容易,如果發生排斥現象或受到其他病菌感染,危險性相當高,但我也不想長期靠打針過日子。經與醫師商討,他認為值得一試,因為我患的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且年紀尚輕,再生能力強。

不過馬來西亞的醫院沒有做非親屬骨髓移植手術,只好先向新加坡尋求配對。等了兩個月,新加坡傳來找到二十四位初步配對相符的消息,但需做進一步的分析,每位化驗費需新幣兩百五十元(約台幣四千八百元)!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一筆沈重的負擔,只好暫緩進行。

此時,醫師見我狀況緩解,允許我返家休養,每三個月定期回院複診。返鄉後,經友人介紹找到了工作,老闆也明白我的處境,答應讓我每三個月請假到吉隆坡回診。

不知不覺已工作了十五個月,日子也過得很開心。每次去西馬,得提早訂購便宜機票,由於班機都在凌晨或午夜,總必須麻煩吉隆坡的慈濟志工來接應,安排飲食、住宿等,次日清晨又安排交通工具送我去醫院。

一九九七年九月,醫師追問為何到現在還沒讓初步配對相符者做進一步的化驗?我們才開始匯錢去新加坡。為能在檢驗結果完成後隨時準備移植,我辭去工作,飛往吉隆坡,暫住在慈濟志工家裏;另一方面,由於化驗已花去大筆經費,東馬慈濟人計畫為我發起第二次募款。

此時適逢全球經濟衰退,馬幣貶值,我心焦如焚,掙扎著是否放棄骨髓移植,靠打針度過此生?或者不要再支撐下去了……許多問題一直在腦海打轉。

化驗報告出來,接受第二步檢驗的二十人中,最高的配對率只有百分之六十。我的心情跌落谷底,心想,不如將善款再捐出幫助其他有難的人!


燃起一絲希望


一直以來,我和姑姑──澳洲的滿祐法師時常通信;師父得知我患病後,更是經常來信探詢病情,勸我要以樂觀的態度面對。又唯恐我一時想不開,建議我到澳洲散散心。

一九九八年初,患病後兩年多,我終於來到澳洲。師父介紹一位慈濟師姊和我認識,適巧台灣慈濟骨髓捐贈中心主任李政道博士來澳,透過這位師姊的安排,我見到了李博士,他答應為我在慈濟骨髓資料庫中尋找配對。

真是千載難逢的機緣!心裏那分雀躍的希望,又再度點燃起來。約兩、三個星期後,獲悉在台灣找到相符的配對者,而且成功率很高!

在陳星醫師的熱心幫忙下,無論是驗血、傳真或開立醫師證明書等,他都不收取任何費用,還幫我聯絡雪梨 Westmead Hospital的骨髓移植主治醫師,面談手術程序及費用事宜。

十一月,我帶來的藥即將吃完,陳星醫師遂聯絡  Wollongong   Hospital  的Dr. Warbwton 就近為我複診、幫我解決藥物問題。由於此藥相當昂貴,十天就需約澳幣八百元(約台幣一萬六千八百元),但 Dr.Warbwton 真是慈悲心腸,免費供應給我。

骨髓移植的日子近了,不知將是生?是死?三年多來的尋尋覓覓,許多的挫折及阻礙是無法訴說的;加上大部分時間都遠離家鄉,隻身漂泊在外,那種孤獨的滋味實在不好受!腦海裏經常反覆思考還要支撐下去嗎?放棄吧!放棄吧!這種自暴自棄的念頭時而在心中升起,苦不堪言!

原以為高中畢業後,就可以賺錢回家孝養父母,沒想到工作不到三個月就病倒了。這剎那間的巨變,讓我深受打擊與震撼。

但也因為病,讓我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溫情,我就像一朵溫室裏的小花,得到細心地呵護照顧。雖不知骨髓移植成功的機率有多少?能不能重新面對這世間?但最起碼,我努力嘗試做出最後的挑戰。也因為有眾人的支持和幫助,我更要勇敢堅強地面對,才不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編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林映彤在澳洲雪梨 Westmead Hospital完成骨髓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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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周年慶特別報導》
來不及說謝謝
受髓家屬李樹岩
(本文出自慈濟月刊 402 期)

【骨髓相見歡】

◎撰文/李委煌


「圓源,我的寶貝,妳要勇敢堅持下去,我每天都會誠心祈求菩薩,保佑妳趕快好起來。」對圓源說過的話猶在耳邊,她卻已離去了,留下的,只剩往日的回憶與我對她深深的思念……

本來我們說好一起來參加今年的骨髓相見歡……圓源往生前再三交代我,要為她感激那些曾幫助過她的人。此時此刻,我相信圓源也在這裏,和我一起感謝捐髓給她的人。


──李樹岩


母親節一早,李樹岩告別了待在家裏的年邁母親,獨自搭了火車,來到骨髓相見歡活動現場。儘管只有一個人,李樹岩卻是帶著最大的誠意而來,看他一身燙整筆挺的襯衫領帶便知。

「活動進行當中,我一直感動得哽咽。」李樹岩說,能當面向捐髓者林雅清說聲謝謝,也算是了了圓源生前的心願。


黑暗中的點點星光

李樹岩說,圓源是在前年四月發病的,這對一向樂觀開朗的圓源來說,無疑是拋了一記變化球,令她不得不把七個月大的嬰孩交由婆婆照顧、飼養多年的愛犬送給朋友,而李樹岩也辭去了金融工作,以便隨侍照護。

原以為不過是久病不癒的感冒、腸胃炎,直到渾身無力、兩眼發黑、四肢滿布細小的出血點,白血球指數衝上三萬多(正常人指數約在五千至一萬間),夫妻倆才茫茫然地收拾好包袱,火速趕往醫院急診。

「血癌。」醫師肯定地對圓源說,在她的血液中,充滿了大量不成熟的白血球,需立即住院接受化學治療。就像在聆訊最後的審判,圓源只覺一陣暈眩……

李樹岩以親身陪伴的經驗說,每一次的化療,都是耗時且令人恐懼的──連續五至七天的藥物治療,待白血球回升後,再於第十天注射生長激素,以刺激血球數的成長。兩次化療下來,體內癌細胞依舊頑強!

第四次重劑化療後,醫師建議他們考慮是否做骨髓移植。「骨髓移植」這四個字對圓源來說並不陌生,早在民國八十二年慈濟骨髓資料庫成立之初,她就曾響應成為一名志願捐髓者,卻沒料到幾年後她成了亟待他人捐髓的病患!

據醫師分析,圓源若接受骨髓移植,治癒率有百分之七十五;若不做移植手術,復發率也有百分之七十五,若屆時再做骨髓移植,恐為時已晚。

圓源是家中的獨生女,沒有兄弟姊妹可供配對,只好向慈濟骨髓捐贈中心尋求協助。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申請,一個多月後,配對適合者終於出現了;「希望」彷如點點星光,在黑暗的虛空中若隱若現……


摸摸那袋救命骨髓

去年元月底,正在花蓮參加營隊活動的慈青林雅清,突然接獲慈濟志工來電──骨髓配對雀屏中選。由於林雅清全家都是慈濟人,對於捐髓救人都深表贊同。

林雅清說,在等待捐髓的日子裏,她可以說是「為救人而吃」,因為慈濟志工、爸爸、媽媽都不斷地為她進行食補;而她自己也常祈請菩薩要保佑圓源……

由於長期施行化療,圓源有骨髓纖維化現象,為了檢驗體內造血幹細胞,醫護人員必須在她的背後腸骨扎針做「骨髓穿刺」,李樹岩印象中圓源有次扎了兩針,還抽不到骨髓,當場難受地號啕大哭……

相較之下,圓源想到骨髓捐贈者在腸骨處穿入好幾針,就滿心感激,因為捐髓者與她非親非故,竟願意為她挨上那許多針!

不僅感恩捐髓者,圓源也心疼為她抽髓的醫師。一些曾進行過骨髓移植的病友們戲稱抽髓為「手工業」,因為一針針皆有賴醫師「手工」扎入與抽取,據說醫師們常得輪流抽髓才不會太累。

「其實移植手術進行前我蠻害怕的,因為不知道會碰到什麼問題?」圓源坦誠告訴李樹岩,她好擔心捐髓者會臨時打消念頭不願捐了,「因為那樣我就必死無疑了!」

「可不可以給我摸摸?」李樹岩永遠也忘不了事後圓源向他描述說,當護理人員捧著剛從林雅清身上取出的骨髓走向她時,她幾乎是以虔誠、敬畏的態度,激動地撫摸著這袋赤紅色的救命骨髓液。


最後遺言:「謝謝你」

李樹岩說,圓源對待病情總是開朗樂觀,護理人員曾評選她為「模範病人」,並有意請她去開導其他病友;圓源樂觀的動力,來自於全心只盼身體趕快恢復健康,讓他重返工作崗位,再將幼子從婆家接回,重溫往日和樂融融的生活……

然而移植後,圓源每天仍得服用抗排斥藥,體力也明顯不若往常。

一般說來,病人在骨髓移植後,會有一年的危險期與兩年的觀察期;這段期間內,任何可能引起排斥、感染的細節都要相當謹慎。因此,李樹岩每天都隨侍在旁,深怕圓源發生任何一丁點意外!

去年九月初,圓源完成骨髓移植五個月後,出現發燒現象。李樹岩說,九二一地震當天,圓源在醫院透過電視報導,看到受災民眾的哀慟,不禁流淚要求他劃撥錢去救助受災的居民。

住院二十天,返家才一天,圓源又再度入院;因肝指數太高,又呈現黃疸症狀,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圓源終因肝衰竭而過世。

李樹岩痛心回憶道,離世前一晚,意識已不太清楚的圓源忽然對他說:「你過來……」然後摟著他的脖子說了聲:「謝謝你!」隔天上午圓源便過世了。「謝謝你」三個字,不但成了圓源對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她在生前最想對照顧過她的人所說的話。

圓源已走。曾經,李樹岩很不願接受這個事實!猶記去年十一月間清晨的餘震,他恍惚間還把手伸出,想護著容易受驚的圓源,一剎那間驚覺到圓源已從他生命中逝去,李樹岩不禁潸然淚下。

去年十二月,李樹岩重返職場,每天將自己投入繁忙的工作中,以免過於相思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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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周年慶特別報導》
 
載愛同行
捐髓者家屬葉媽媽
(本文出自慈濟月刊 402 期)

【骨髓相見歡】

◎撰文/葉媽媽(慈濟第一例捐髓者葉美菁之母)


當初,我們對骨髓捐贈也有著許多誤解與恐懼,如今有這麼多捐髓人都平安健康地走出來宣導,大家應該更相信這是一件「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好事!

期盼以後的捐髓者,不用再像當年小女一樣瞞著家人,一個人偷偷摸摸地到醫院去捐髓;而是能在與親人溝通之後,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去行善助人。


──葉媽媽


幾年前當小女告訴我,她要去捐骨髓的時候,我心裏第一個想法是,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這麼危險的事也跑去跟人湊熱鬧,萬一有個什麼意外,豈不是害了自己、也連累了家人?

看她還是沒有回心轉意的樣子,我生氣地說,妳要是我的好女兒,就別再提這件事!果然,她就不再說什麼了。

事 情過後一個月,我在報上看到慈濟發布骨髓移植成功的新聞,作為母親的直覺告訴我,那個捐髓人就是小女。我當時心疼不已,因為我的固執,使得小女回家後不敢 告訴我們,我們也沒機會為她補一補、調養身體。不過,看她生活作息一如往常,且知道捐髓不會造成任何傷害或後遺症,我們才放下心。

在小女住院及出院後的這段期間,受到許多慈濟委員、志工的關懷,令我們十分感激,也體會到慈濟骨髓捐贈中心行事的體貼、周延。

移植後一年,慈濟骨髓捐贈中心安排我們與受髓人相見。對方的家長告訴我們,為了這個生病的孩子,他們丟下工作及另一個孩子不管,四處奔走求藥,試過各種偏方,不知花了多少金錢與心力;半夜裏衝去掛急診更是常有的事,卻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孩子的病情日益加重。

同樣為人父母,另一個母親的心碎我能感同身受;記得孩子們小時常發燒,體溫經常升到快四十度,我也是急得整晚不能入睡,又是冰枕又是酒精的,只希望孩子快點好起來,自己再辛苦都值得。

這時,我更肯定了推動骨髓捐贈的意義,它不只幫助了病患,更幫助了他的家庭。如果我們承受一點不便與付出,可以使別人重獲健康、家庭重拾天倫之樂,我想這絕對是值得的。

七年後的今天,慈濟骨髓捐贈中心有近二十萬筆志願捐髓者資料,與近一百八十位捐贈的案例。我除了希望它能繼續發揮搶救生命的功能外,也期盼以後的捐髓者,不用再像當年小女一樣瞞著家人,一個人偷偷摸摸地到醫院去捐髓;而是能在與親人溝通之後,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去行善助人。

當初,我們對骨髓捐贈也有著許多誤解與恐懼,如今有這麼多捐髓人都平安健康地走出來宣導,大家應該更相信這是一件「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好事!

對於像從前的我一樣,因擔心而反對子女捐髓的家長,我真的要好好恭喜您們!因為您的小孩,不但身體健康能幫助他人,還有一顆難能可貴的善心,您該為有如此優秀的子女感到驕傲。

您愛護子女,而您的子女願將愛傳遞給需要幫助的人,雙方的出發點都是善意的,而這都是因為您的教育成功,不是嗎?

將心比心,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何妨發揮這分愛,讓另一個生命得以延續,讓捐髓人與受髓人一同載愛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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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周年慶特別報導》
比送聯考試卷還緊張 --越洋送髓記
(本文出自慈濟月刊 402 期)

【骨髓相見歡】

◎撰文/曲以文(澳洲)


捐、受髓雙方是一年一度「骨髓相見歡」活動的當然主角,然而搶救生命的過程,是由許多人在背後所默默共同成就。

骨髓液抽出後,只有二十四小時的有效時間,負責越洋送髓行動者,更是分秒必爭,不容絲毫差錯產生……



身為海外第二代華人女醫師,能夠接觸到骨肉同胞的病患,總有一種血濃於水的親切感。

去年在一次特殊機緣下,遇上一位罹患慢性骨髓性血癌的四歲華裔病童──小田,他唯一存活的希望就是接受骨髓移植。而我有幸參與這次越洋護髓行動,體會到這分得之不易的「髓緣」,也了解到慈濟的大愛精神。


四歲病童的生還機會

骨髓移植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適合的捐髓人。這好比輸血,必須先檢驗血型,才能輸入同血型的血液;輸骨髓亦然,捐贈者必須和患者有相同的「白血球抗原」,才是適合的捐髓人。

但此人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尋找,小田的父母和兩個姊妹都不適合,只好委託澳洲紅十字會骨髓部門透過電腦網路找尋。幾天後有好消息傳來,在台灣慈濟骨髓捐贈中心找到了適合的捐贈者。醫院決定派我到台灣取回這兩袋骨髓。

這段期間,小田的健康明顯地惡化,經常無緣無故地流鼻血,檢查後發現他身體的血小板全被腫大的脾臟消化掉,所剩無幾。雖然他每天接受大量輸血,但輸入的血小板立刻被巨大無比的脾臟給吃光了,情況毫無改善。

在我出發前一星期,小田開始接受超高量的化學和放射線治療。如此密集的療法是希望把他身體內的癌細胞全部殲滅;但其他正常細胞,如紅血球和血小板也會同時被消滅,這就是為何需要為小田進行骨髓移植──把健康的骨髓輸入他的體內,以製造正常的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

化療的副作用讓小田不停地嘔吐,加上他的血小板原本就不足,不一會兒便出現吐血現象,整個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除了替他緊急輸血外,主治醫師決定把小田轉到加護病房,施行全身麻醉。

這時,我回台取髓成了小田唯一生還的希望了。


送髓比送試卷還緊張

雖然我常坐飛機回台灣,但是出差坐商務艙還是頭一次。相信其他的商務艙乘客一定看得出來我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因為他們都是左手公事包、右手個人電腦地上飛機。不像我,一手各一個大冰桶,用來裝骨髓和冰塊的。

晚上九點半,飛機降落在中正機場。第二天,再風塵僕僕搭機趕往花蓮慈濟醫院。

取髓手術在下午一點進行,約半小時就結束,下午兩點整,李政道博士親手把這袋充滿希望的骨髓交到我手中。

接過骨髓,我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準備搭機回澳。這是整個「救命之旅」中最容易出差錯的地方,有一關接一關的考驗等著我去克服。比運送大學聯考試卷還要緊張!

上飛機前的第一個考驗:骨髓絕對不能通過X光檢查。我把慈濟醫院的證明文件交給海關人員,好讓骨髓能順利出關。

第二個考驗:在運送過程中,骨髓必須保存在攝氏四到十度之間。

如果溫度超過十度,要在冰桶內多加些冰袋;當溫度低於四度時,得立刻打開冰桶蓋子「散冷」。澳洲航空公司事先得知這次的送髓行動,特地在機上為我準備了乾冰,以備不時之需。

除了溫度調節外,我還得每兩個鐘頭把冰桶上下左右搖晃幾次,以防骨髓凝結成塊。


貼心空服員三番提醒

「小姐,請問你的冰桶到底裝了什麼?」機上的空服員看我對冰桶如此地用心照顧,忍不住問。

「裏面裝了兩袋骨髓。一個四歲小男孩的生命就全靠它了。」我呵欠連連地解釋著。看看手錶,此時已是清晨兩點,大約還有七個小時的航程才能抵達目的地。

「哇……啊!」不知過了多久,我又聽到空服員的聲音:「小姐,小姐,趕快起來,妳要替骨髓測量溫度了。」

這時,我的瞌睡蟲全給嚇跑了,連東西南北都沒弄清楚,就緊張地大叫:「骨髓、骨髓在哪裏?」

「我不是故意要嚇妳的。」空服員充滿歉意地說:「妳已經一個多小時沒測量溫度了,我只是想提醒妳一下。」

「謝謝!謝謝!」我一面搖動冰桶一面道謝。

「另外,請把這個轉交給生病的小男孩。」空服員遞了一架飛機模型和一張卡片給我。

「這是我們機上組員的一分心意,祝福他早日康復!」

我還來不及道謝,又開始哈欠連連了。這時航程才過了一半,坐在這麼舒適的商務艙真不知要如何保持清醒。人命關天,我決定起身到走道散步,以防止打瞌睡事件再度發生。

「小姐,妳要不要到駕駛艙看看如何駕駛飛機?這樣比較容易打發時間。」空服員看我六神無主地晃來晃去,終於忍不住地說。

「太好了!」我聽了眼睛一亮。「不過,那個冰桶也要跟著我。」

「我想機長大概不會反對吧!跟我來!」

我帶著冰桶和溫度計到了駕駛艙,坐在機長後面的小椅子上,戴上了耳機。整晚就看著機長如何駕駛飛機和聆聽機長與塔台的對話。


盡責海關百般刁難

飛機落地後,澳洲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立刻領我下飛機。雖然入境大廳裏人山人海,但在地勤人員的協助下,我免去和其他旅客一起排隊等候,很順利地在幾分鐘內就辦好了入境手續。

結果在檢查行李時卻出了問題。

「這冰桶裏裝著什麼?」海關先生板著臉問。
「骨髓。」我哈欠連連地回答。
「有沒有證明?」

這時我從行李中取出十幾張證明,分別由台灣衛生署、花蓮慈濟醫院和澳洲紅十字會所發出的,中英文俱全。

海關先生看了這些證明還不滿意。「如何確定這是人而不是動物的骨髓?這些證明並沒有註明這冰桶的骨髓是從人的身上取下來的。」

我仔細看了看這些證明,才發現海關先生確實有理由來質疑。

「先生,我們何苦費那麼多的人力和金錢到國外把動物的骨髓取回來?我又何苦每小時去測量溫度、搖動一條小狗或一隻小猴子的骨髓,弄得整晚不能入睡?」我著急地說。

「你看,醫院證明上寫著:捐贈者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體重五十六公斤。這不是人,是什麼?」一旁的地勤人員也加入遊說行列。

「說的也是!」海關先生終究招架不住我們的遊說,讓骨髓順利入關。





兩個月後,主治醫師宣布骨髓移植成功。小田在全家人的陪同下,歡喜地出院。越洋護髓行動,就此畫下功德圓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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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布施》

活下來,是為了救另一個人

(本文出自慈濟月刊 411 期)

◎撰文/古鳳玉


一場車禍,讓他前額頭骨破裂、下巴骨折,且失去一隻眼。
然而,在他看來,上天也給了他一份意義非凡的禮物——
救了一個人的生命。



住在桃園縣平鎮市的賴先生,是慈濟骨髓捐贈中心第一百六十四位捐髓者,接受他骨髓的是遠在大陸四川成都的十六歲少年。

今年三十歲的他,因為七年前一場車禍,成為顏面傷殘者。「車禍過後,人生看得更開,也更能坦然面對事實。也許上天讓我活下來,就是為了要救另外一個人。」賴先生說。



民國八十三年,他在一家汽車公司當業務代理,有次騎了一輛重型機車,撞上正在倒車的中型卡車。這場車禍讓他失去一隻眼睛、前額頭骨破了一塊、下巴骨折,還短暫失去記憶。「當時,要不是血庫裏有大量的血,我今天也無法存活下來。」

車禍後,他昏迷超過四十八小時,醒來後還失去記憶,「住院二十七天,誰來看他都不記得。」賴爸爸說,當時他身上插滿管子,對著家人大喊:「救我!救我!」為免他拔掉管子,只得將他的手腳綁在病床上。

出院後第七天他開始恢復記憶,也慢慢能夠下床上廁所;第八天晚上照鏡子時,他才發現自己除了行動不便外——還少了一隻眼睛。

「我活著還有什麼用?」那天晚上,他整整失眠了一夜,心中思索著:「人活著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開始盤旋在他的腦海中。



為了幫助他恢復外觀,醫師用他頭顱後骨來補前額的骨頭。七年來,他已經前前後後動了將近十次整型手術,是開刀房的常客。

民國八十九年元月接獲慈濟通知他的骨髓和病患配對上時,他感到訝異,讓他擔心的是——這樣的身體有資格捐嗎?為了慎重起見,他請教了他的主治醫師。醫師告訴他捐髓沒有問題,而且又可以做好事;這樁美事也就這樣確定了下來。

其實,在車禍之前,賴先生捐過十次血。一句「我不認識你,但我謝謝你」捐血宣導語,深深感動了當時才二十出頭的他,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就去捐血。只是沒想到,一場車禍別人輸給他的血,超過他捐出的好幾倍。

也因此家人對他捐贈骨髓很支持,「沒關係,因為他身上流的也是別人的血。」骨髓捐贈對他或他的家人而言,好像只是件芝麻綠豆大的事。

確定願意捐贈骨髓後,父親陪他一同到花蓮慈濟醫院作健康檢查。那是他第一次到花蓮,在台北及花蓮機場一路都有志工接送,而且抽完骨髓後三天就是他的生日,醫院志工還提前幫他慶生。「原本只把捐髓當作一件很平常、簡單的事,然而,到了花蓮,每個人都把我當作活菩薩一樣。」

賴先生拿出一年前大愛電視台播報他捐髓的新聞錄影帶,鏡頭帶到醫護人員正將剛做完抽髓手術的他推出來時,他說:「我那時怎麼沒有起來跟大家打招呼呢?」就像是旁觀者一樣的輕鬆。

捐髓隔天,他就跟陽光基金會的朋友去參加客家文化之旅。「那時候,除了臀部有點腫以外,並沒有其他地方覺得不舒服。」



對於外貌,賴先生說,天真的小朋友會好奇地盯著他看,大人也會以異樣的眼光看他;然而在醫院看盡各種病苦,他覺得自己還算是幸運的,因此能夠釋然。

車禍受傷讓他停頓工作,休養了九個月。後來由於顏面傷殘,在找工作上遭遇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難。他曾回到原來的汽車公司當業務代表,卻因請假看病次數太多而被辭退;後來又做過報關的工作、也到台北景美夜市擺過地攤,都不太順利。

不過,他並不因此而氣餒,甚至加入榮民之家、慈濟、陽光基金會等組織當志工。

「如果慈濟在骨髓捐贈宣導上有任何需要幫助的地方,我會全力配合。」他開心地說著,並對五月份將在花蓮舉辦的骨髓捐贈相見歡活動充滿期待,因為捐髓至今滿一年了,他將有機會見到那位遠在成都、和他血緣如此相近的少年……

◆採訪後記


原本預期採訪過後我會像去醫院當志工一樣,感恩自己擁有健全的身體;然而訪談結束後才發現,賴先生其實比世上的絕大多數人都活的更健康、快樂。當他們一家人向我揮手道別時,我帶著滿滿的感動離開,心底更生出一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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