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髓捐贈路

      座落在明尼蘇達州雙星城市的美國國家骨髓庫(NMDP)辦公室，電話聲此起彼落地響著，透過電腦系統，研究員正在尋找適合的配對。

      美國國家骨髓中心的服務專員克莉絲汀(Christin Curran)表示，很多時候即使配對吻合的人選出現了，但如何能和他們聯絡上卻是個大問題，很多人在捐血驗血的過程中可能很熱心，但一旦被配對到，當時的身體狀況及生活處境都可能影響捐髓的意願。許多捐贈者自驗血至配到對可能已經過了五年、十年之久，因為人事變遷、搬家，而不願意捐髓故意不接電話的都有可能發生，以致聯絡工作相當困難。

      所有的骨髓關懷小組的志工，接到可能的配對對象名單之後，必須立刻前往該筆資料登錄者的家中進行溝通，這溝通的過程其實是相當艱辛的。許雪珠提到了每一次與捐贈者接觸的心情：「我們一接到骨髓資料中心的傳真之後，第一個思考的，就是對方會是怎樣的一個人？會不會被拒絕呢？縱使捐髓者同意了，家人會不會反對呢？縱使他同意了，他的家人也同意了，會不會到了要捐的前一秒鐘後悔了？或者是他已經進了無菌室之後才後悔呢？」這些都是勸髓志工們必須面對的種種壓力。

排除萬難只為救人

      洪瑞儒是在台北一家藥廠上班的業務員，二○○一年的某月，一通來自慈濟骨髓資料庫的電話，開始了這場搶救生命的動人故事。

      洪瑞儒在慈濟志工的說明下，原本已經願意捐髓，但是並沒有讓父母親知道自己要捐贈骨髓的事，到了捐髓的前一天，他的母親意外知道這件事，非常的擔心。

      慈濟骨髓資料中心志工翁千惠回憶，「記得和洪瑞儒見面的時候，他愁容滿面，很有壓力，幸好有另一半的支持；洪太太一直希望先生能捐髓救人，那時候我的心就放下。當我們聽完他不能捐骨髓的原因後，才知道主要的問題是來自他的媽媽。」

      由於之前洪瑞儒已經答應捐髓，因此病人也已經排定捐贈者取髓的時間。中國大陸杭州第一醫院的主治醫師黃河，已經進行殲滅療法，病人也已進入無菌室，準備接受骨髓移植。一旦不能捐髓，等於宣判另一個生命必須終結。在和慈濟志工幾經商量之後，大家終於想出一個對策，「後來我們就做了決定—為了不讓媽媽擔心，決定瞞著父母親，所以告訴他們說我並沒有要捐髓。」洪瑞儒描述當時的情形，「在捐髓的當天，原本必須搭六點多的飛機，但是改坐八點的飛機，主要是因為怕父母親會以為我們是去捐髓。所以就像往常上班一樣七點多才出門，擔心太早媽媽會疑心，在門口等我們，那結果就可能捐不成了。」

送髓經過分秒必爭

      在家裡吃完早餐的洪瑞儒，躲過父母的猜疑，七點半從木柵的家中出發，趕搭八點零五分的飛機，要在壅塞的上班時間趕到機場，這段路對洪瑞儒夫婦和翁千惠來說，實在非常漫長，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

      結果到機場時已八點了，班機不僅已經客滿，且飛機已關艙準備要起飛了。
翁千惠回憶當時在機場的情景還心有餘悸：「天啊！他們到的時候已經八點了，時間真的很緊迫，那時我馬上跟櫃台的服務員說：『小姐，他們夫妻是要到花蓮抽骨髓救人的。』只好請她通融通融，可是櫃台小姐說：『不可能，現在旅客都已經登機完畢了。』我說一定要，情急之下問她經理在哪裡，她指著貴賓室的方向說從那個門進去，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跑進去。」

      翁千惠見了航空公司經理，央求他向機長說明，希望問一問飛機上有沒有人願意讓出兩個位子。經理感受她的言詞懇切，打了個電話給機長，但是說了兩句就掛了，然後告訴翁千惠說沒有人願意讓位，翁千惠心裡一震，但她還是不死心。

      翁千惠說：「我那個時候就『砰』地一聲跪了下來，我什麼話都講不出來‥‥‥只說，飛機絕對不能飛！不能飛！絕對不能飛！眼淚就自然地流下來了，也因為這樣的態度，可能打動了這位善良的經理，他再度拿起電話清楚說明原委，他說有慈濟人要去捐骨髓，請善心人士自動讓出兩個位子。然後對著洪瑞儒夫婦說：『來！你們兩個跟著我快跑。』於是，洪瑞儒夫妻就跟著經理跑，可能是走特別的通道吧！我也不知道他們從哪裡閃進去，只看著他們的背影一閃而過。這時，心裡的一塊大石頭就這樣放下了。」

    「上了飛機後，所有的人都轉頭看我們，那時整個機艙裡面氣氛蠻詭異的，等我們坐穩了感覺到氣氛熱烈，好像有人要鼓掌叫好的樣子。」洪太太回憶那段驚奇之旅，「一下飛機，車子立刻直奔花蓮慈濟醫院，一點喘息的時間都沒有。那時我心裡很害怕，繼而一想，今天有人在那邊等著我們捐贈骨髓，骨髓如果平安送去，或許有存活的一線希望；如果我們無法順利到達，他就一定..一定是沒有任何希望的。」

      當花蓮慈濟醫院的醫生替洪瑞儒抽完骨髓後，隨即交給等候的送髓志工，準備搭機前往桃園機場，然後轉機至杭州。骨髓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送達，拖延不得。
      沒想到到了花蓮機場卻碰上台北大風大雨，松山機場關閉，所有飛往台北的班機全都暫停起飛。結果，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李政道博士的聯絡下，送髓的兩位師姊改搭火車前往台北，一路上的緊張心情不言可喻。到了台北，由慈濟警察聯誼會派來的警車已經在火車站等候，兩人跳上車，飛快趕往中正機場，趕上飛機。當送髓的林淑娥及許雪娥師姊到達杭州時，已是午夜時分。所有的家屬及醫護人員都守候在醫院門口。救人的工作終於在最後一刻中驚險的完成。

勸髓的壓力及遺憾

      過往取髓手術多在各醫院執行，之後改至慈濟醫院取髓，大都是因隱私問題和捐髓者的自我選擇。曾擔任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免疫基因研究室(HLA Typing Center)主任的李政道博士表示，「主要是為了隱私權，如果到其他醫院抽髓，醫生雖不知受髓者是誰，但受髓者打個電話就可以找他們，無法保障隱私權。其次是大部分捐贈者喜歡到慈濟來，花蓮慈濟醫院抽髓手術。希望捐髓後能見到證嚴上人，讓上人祝福他，這也是他們對慈濟的信賴。」

      上述情況在捐髓表現相當熱忱及醫療知識相對開放的美國，其實不常發生。美國國家骨髓庫的董事傑瑞米．赫門博士(Dr. Jerome Harman)說，「捐髓者在最後突然反悔的情形在美國並不常見；我想，是因為我們與捐髓者互動的過程，讓這種情況很少發生。我們的情況是另外一種，美國的捐髓者十分熱心，但也因此忽略了捐髓必須承擔的風險，捐贈者在得知配對到以後會說：『太好了，我可以馬上捐。』但我們還是要向他解說捐髓可能產生的後遺症。他們並沒有忽略風險，但你會擔心他們有沒有認真在聽。許多參加登記的人都非常有公德心，他們是非常好的人。我們情願有其他的情況，以便確認他們真的明白所有的風險，並確信他們做的決定，是充分被告知後所做的決定。」

確保捐髓者的安全無虞

      許多國家的骨髓庫都堅持對於配對到的捐髓者只做說明，既不鼓勵、也不道德勸說，不給捐髓者不必要的壓力。但是，如何確定骨髓庫的員工或志工不會對配對到的捐贈者給予過分壓力，日本骨髓庫的總裁直剛健一說，在日本處理捐髓的流程和國情文化有關，家人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可說是日本文化或整個亞洲的文化，日本並不是個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跟家庭的關係非常密切。就算捐髓者本人已經同意，家人的反對或擔心還是有的，所以，捐髓的關鍵點在於獲得全部家人的同意，通常家人會動搖的原因是因為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聽到要捐髓，會覺得非常危險，害怕親人的安危受到威脅。我們會準備之前捐髓者的錄影帶，聽聽他們的心聲，以及真情流露的喜悅，家屬看了這些錄影帶之後，會讓他們更堅定對捐髓的理解，而進一步同意親人捐髓。」

     「日本骨髓庫是統合全國各地骨髓服務中心的調節者，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監視捐髓者的健康，因為他們都是心懷善意的捐髓者，因此一切以不傷害他們的健康為前題。我們必須非常嚴格地監控捐髓者的健康，並符合健康檢查的標準，我們將全國的體檢標準都統一定在高標以上。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彙總全國各地的大小失誤，以預防重大疏失問題的產生。」直剛健一說道。

      保護捐髓者的安全及身體健康，才能確保捐髓的過程中，不至於為了救一個病人而傷害另一個健康的人。正如慈濟骨髓庫創辦人證嚴法師在創辦過程中看到許多人對捐髓的疑慮，特別強調了骨髓庫的中心理念：「我絕不會因為要救一個病人，而傷害另一個健康的人。」